2022年09月30日 樊纲:经济形势总体比较严峻,如何看新冷战、城市化和统一大市场

经济形势总的看比较严峻,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0.4,接近0的增长速度。各方面负面的消息比较多,各行各业都很艰难,现在的就业形势、服务业的情况值得重视,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18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19%。最近又出了一个数字,失业人数达3.5亿。有的数字也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确实也很现实。

疫情的变化、国际金融动荡、俄乌冲突三大因素作为经济“外生因素”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冲击。“内生因素”是从自己的体系中、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主要是去年三季度之后集中出台的,后来被中财办确定有收缩效应导致合成谬误的政策。有些措施不是不采取,而是看如何采取。比如说低碳、追求双碳目标、低碳转型,持续战打成歼灭战就导致了拉闸停电。反垄断也要反、资本无序扩张也要反,但是一下子把头部企业,所谓有垄断倾向的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些企业是不是垄断、怎么垄断还没有搞清楚。比如说垄断,判断垄断要看是不是可竞争的,如果是可竞争的就不是垄断的,这个在国际上判定垄断问题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去年以来大的企业增长乏力,原来国际上的市值都是领先的,“独角兽”数量也是领先的,结果现在落后很多。加上其他国家信息安全,国家信息安全要保护,涉及到一些企业,企业的增长有了停滞。规范教育培训,很“任性”的出台了,因为涉及到这么多人,一下子造成了大量失业,收缩性极强。紧缩房地产,三条红线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当然有独特的地方,和其他的还不一样,但也确实产生了冲击。这些政策同时出台造成了合成谬误,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收缩效应。非常重要的是一点,宏观政策去年是偏紧的,没有用扩张性的、刺激性的政策支撑经济的增长。为什么这么说?宏观政策的大小不是政府花了多少钱就是宏观政策,扩张性政策的特点是要求无中生有的需求,政府得创造出一块需求,不是收了税、搞了建设,那叫转移支付,刺激政策需要政府发债、政府要赤字,这些是“无中生有”的需求带到社会再带动其他的部门,你买了东西会产生乘数效应,生产资料部门买东西,增加了工资,扩张了消费产品的需求。本来我们的赤字安排从前年的3.9%降到3.2%,到年底1万多亿没花出去,一年下来实际上我们的财政支持力度比前年大幅度缩小,其他政策也不够积极,货币政策作用不大,不是银行没钱而是货币没需求,没人愿意贷款。为什么没人贷款?预期的投资回报比利率还低,他为什么要借款?这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陷井的问题。下一阶段市场的潜力,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去年具有收缩性的政策基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关于低碳,今年增加了采煤量,煤矿大省最近几个月财政收入三、四十的增长,这个调整是从2021年开始的。宏观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一季度大力提高了财政支出,一季度实现了4.8%的增长,上上个季度是4%,说明政策起了明显作用。垄断企业的问题进行了调整,鼓励头部企业积极发展、上市,有笔罚单落地,罚单落地了就可以运转,罚单不落地没法往下运转。房地产市场最近这阶段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调整信息,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调整,政策从过去严格的限制、限购、限贷,到现在多数地方放松了限制、降低了利率,最近中央政府要成立一个基金,以3000亿的基金帮助房地产市场进行整顿,若能形成一个机制周转起来会对市场的调整起到积极作用。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不是会形成“新冷战”的格局,两大阵营互相封锁的风险是有的,有些发达国家就想产生这样的结果,把你封锁死。我们观察各国的行为,目前阶段还不至于封锁,包括俄罗斯也在宣誓要继续开放。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全球化会发生调整,全球化不会停止的原因是全球化的原动力并没有消失,新动力比以前多了而不是少了。全球化会出现调整,两大方面的调整:一方面是产业链的布局会发生一些调整,所谓的区域化。疫情确实提醒了大家,产业链过度集中在某个国家、某个地区,那个地区出现问题会对我们产生冲击,适当的分散化是客观存在,我们也不愿意把供应渠道都放在一个国家,这点是客观趋势,将来可以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大变局”、大国竞争、贸易战等会产生全球化格局的调整,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两个阵营?不一定,这个因素对于全球化的格局会产生一些影响。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也是我们的机会,不要想着全球化是不是去中国化,把产能从中国转移出去,我们的很多企业也是跨国公司,也会朝着跨国公司的方向发展,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链,这可能是我们的机会。城市化还在进行,城市化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半场、第二阶段,城市群的发展阶段。通过城市群的发展解决城市化率不足的情况,同时使我们的城市化更加均衡。城市化率七普的数据显示只有64%,发达国家基本上是80%,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高,阿根廷90%多的城市化,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差距巨大,不是简单地把这个过程推进,而且是健康的推进,避免过去出现的大城市病、价格的两极分化,大中小城市两极分化、人口流出城市与人口流入城市的两极分化,在避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促进人员更多的流动,在人员流动中实现就业水平的增长、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提高,使经济真正实现内循环、良性循环,能够继续发展。现在总说要提高消费、增加消费,离开城市化提高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是无解的问题,要想提高消费就得提高收入,提高收入就得有新的就业,要有新的就业就得有发展产业的条件,这些条件都跟城市化密切相关。为什么城市发展会出现城市集聚的现象?要想想产业、企业到哪里去,就业在哪里增长?人就往哪儿去,人为什么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追求美好生活,前提是有新的就业、收入,有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生产力才能发展,才能有后面消费的增长。再说说统一大市场,为什么说这可以作为长期发展潜力?因为这是通过体制改革使得我们的市场扩大,我们可以带来更多的增长、更大的增长。发展统一大市场是一切发达国家历史上经历过的事情,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起来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市场,就是因为自己的市场克服了分散发展的状态实现了统一市场。要认识到的问题是发展统一大市场是制度改革问题,技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一切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东西都有利于扩大市场都有利于形成统一大市场。前一段我们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电商一下子打破了很多环节,地方保护、产品不让卖、中间的批发环节,通过B2C越过很多的环节、打掉了很多堵点。剩下的制度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包括中央的制度、地方政府的制度,还是有很多堵点的,包括是不是允许和鼓励其他地区的产品进入,招标、竞标过程中是否一视同仁,对于新的业态在本地区的发展,是不是能够一视同仁的面对各种新业态的发展,不适当的干预、地方的保护、妨碍准入退出等,都是现在需要改变的制度。通过制度的改变来扩大市场,确保我们市场的统一性、一致性。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政府,因为市场经济需要各种公共品,需要各种制度的保障,需要各种监管,监管本身属于市场的组成部分。但监管的方法仍需改革,不能以监管为借口阻止某些市场主体的进入,否定某些新的业态发展。规则不统一也是问题,不统一就有操作的空间,就有各种潜规则,提高交易成本、阻碍市场的扩大,围绕着交易成本这件事有些地区一开始说的交易成本不高,一旦进去交易成本就很高,做每件事都有大量的交易成本、时间的投入,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堵点。统一规则不是统一价格,不要试图统一价格,统一价格就消灭了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基本机制。有些公共品可以统一价格,如果所有的都由政府管理价格,都由政府制定价格,包括住房最低价、最高价,就破坏了市场的根本准则,就不是统一市场而是统一计划,这里也会出现一些偏差。经济总有低谷和高潮,疫情总会过去,低谷中要做低谷的事情,低谷中发生的事情,有些可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们放眼长远、布局未来。着眼于长期的问题努力进行改变,真正实现长期的发展,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来源:马洪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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