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分论坛上的讨论发言

以下是部分实录摘要：

主持人(杨锐)：欢迎你们的到来，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还有两位点评嘉宾：Robert Lawrence Kuhn是库恩基金会主席，《江泽民传》的作者，还有一位是Laurence Brahm，《朱镕基传》的作者，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先请大家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习近平主席需要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樊纲：中国需要打破垄断，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清除很多行政管理和控制，鼓励成为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新的思想不断涌现出来，使我们的经济走向下一个发展进程。

主持人：我们能够支持8%的GDP增长，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保证这一点？

樊纲：资源永远在那里，关键在于你怎么使用资源，这就是改革的，改革需要改进机构、制度的红利，红利是什么？就是效率的改进，对中国来说取决于我们如何能够改进效率，资源使用的效率，能源的效率，如何防止进一步污染等等，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有这样的潜力，有可能10-20年继续保持8%，也可能是7%，这都非常重要，但我们需要很多改革，不光是改革，还要防止危机的出现。不能停止，所有的宏观管理、社会管理都非常重要，中国需要另一个20年、30年，因为我们还有35%的人口从事农业，需要把他们转移过来，需要安置在其他部门，需要增加很多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在从哪里来？中国需要增加信心。

主持人(杨锐)：和经合国家相比，中国只花15%用于社会保障，而发达国家超过了5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是不是愿意花钱，或者愿意把钱存在银行？

樊纲：4亿农民工到了城市，他们是不是享受到了中国城市的各种生活福利，因为出现了户口制度。工业化国家遇到了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公共债务的危机，为什么？他们在公共福利当中花费太多的钱。如果把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生活相比，当然中国的老百姓有理由不高兴，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50年才能达到5万美元的人均水平，这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这样的比较是不对的。

主持人(杨锐)：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20世纪中应该是什么样？我们的改革正在深水区，这是我们的路线图，我们不再能够摸着石头过河。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搞改革的顶层设计还是应该从上至下？

樊纲：我同意两位的观点，很多制度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采取制度将一事无成，如果不希望推翻政府，希望改革而不是革命的话，从上到下至从下到上都是重要的。

主持人(杨锐)：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私营部门的问题，银行和金融的状况，你认为中国的中小企业是不是能够公平的获得贷款？而且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企获得大量资金，从经济刺激计划中。

樊纲：银行体系的改革很重要，但我们要知道，直接的融资是更重要的。如果人们能够有直接投资，比如说从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包括风险基金，这种市场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基金，不光是债券市场，在债券市场之前可以从投资基金中获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金融体系的结构改革很重要，而不专门侧重于银行体系。人们总是说中国有财政压制，存款者有这样的感觉，借贷率有向上扬的10%-12%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结构改革需要有更多的金融结构。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你对于中国新政府反腐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樊纲：你谈到参与的问题，我认为民主重要的要素就是要制衡，就是要取得权力机构的平衡，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党内就是如此，他们需要制衡。在中国的传统上中国历代的政府都有制衡的机制，现在我们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机制和非机制化的，我们需要因特网来跟踪人们的行为， 我认为中国新的政府是非常重视的。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经常会感觉他们在经济改革上有点滞后，花了更多的精力在政治和反腐方面。

提问：您对中国城镇化有什么看法？谢谢。

樊纲：我认为政府要发展城镇化不是城市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市化，要使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居留下来，而不是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回到农村的家乡。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方面，硬件方面的建设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国的政策开始出现，更多的关注人的城镇化，包括各种社会政策，不仅是户口，还有商业发展，我觉得这样会使得中国的社会更加稳定，同时也使得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提问：有什么措施可以促进国企的改革？

樊纲：我一开始提到国企垄断的问题，我现在稍微低调一些，中国国企部门占中国GDP不到20%，在金融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垄断性更强，这是中国政府改革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谈论改革，我们讨论制度改革，很多改革都要求政府削减自己的权力，要国企放弃自己的垄断，他们是决策者，他们是规章制度的制定者，使得改革比较困难，改革就是要改自己，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中国领导人需要有一个远景目标促进创新、竞争和新的思想，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能够帮助私企、小企业，这包括投资公司、基金和银行，我们需要社区层面的组织发展。这样才能更好的改革企业，不是改革国企，而是创造、鼓励国企的竞争对手。

来源: 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