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大家都关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想讲讲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是这种状况，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展望一下未来，看看下一阶段的发展、下一个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有哪些特点。

一、关于国内外形势

首先看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是个大国，经济学对大国经济的定义是，国家经济情况变化主要由自身国情决定，而不是国际形势决定，中美贸易摩擦是很大的国际问题，同时也是国内问题，因为跟我们的贸易直接相关，跟我们的体制直接相关，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因素相关。

我们首先分析中国自己的经济目前到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说下行压力很大？2018年比较低，2019年还会更低一点，这样的局势是怎么出现的？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如环保成本提高、人工成本提高等一系列各种因素，我也承认这些因素都存在。我们需要着重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包括民营企业质押、被收购，出现离场论，直接的原因是去杠杆，银根收紧、杠杆率降低，各个部门一出政策，民营企业发展便受到严重制约。

往回捋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过剩产能、库存、杠杆率、债务率过高是怎么来的？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周期现象，是因为过去经济过热的时候过度投资，产生了大量的产能，产生出大量的企业，最后发现没有那么多需求，这些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库存积压，投资借的那些钱就变成了债，造成坏债、杠杆率不断提高，这是典型的经济过热之后要处理的问题。

这十几年来我们有两次经济过热。先是2005~2007年，2008年调整一年，国际经济危机来了，2009、2010年又刺激了两年，结果就遗留下了这些问题。出现经济过热的问题其他国家是怎么解决的？其他国家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砸机器、倒牛奶、企业倒闭、金融机构破产。美国2008年出现危机以后出现的是急风暴雨、倒闭失业潮。美国采取的是硬着陆办法，导致的是经济衰退，就是3%、4%的负增长，那种方法很痛苦，但好处是长痛不如短痛，在短时间内可以把市场出清，把过剩产能、坏账出清，比较快地进入复苏的阶段。

2009、2010、2012年是美国最痛苦的三年，2013、2014年逐步复苏，虽然仍然萧条但已开始复苏，2016年讨论退出宽松政策，2017、2018年经济恢复正常增长，3%的增长对美国来说已经是很高的增长，当然他们还在争议是不是要进一步加息，加息的过程已经进行了，已经到了这一轮过热的问题，现在世界最大的风险是美国股市过热的问题了。

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用的方法是“软着陆”，这个方法当然是有它好的方面，做好的话很好。我们的政府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调整得比较快，没有使泡沫变得非常大。中国的泡沫是不是特别大？最近有人拿中国和日本的泡沫比，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当时的泡沫规模、程度很不一般。他们当时并不觉得泡沫不好，而是觉得经济越热越好，房价越高越好，土地值钱，加上劳动力短缺，所以已经进入疯狂的程度，什么东西都便宜，日元又非常贵，升值以后买各地的东西。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基本的措施、基本的宏观经济措施都不管用，泡沫无限扩张，最后导致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恢复正常后房价跌了60%，股市跌了70%。

我们还是有控制的，2005到2007年经济过热时我们进行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宏观调控在经济学上本来是两方面的，冷的时候要托、热的时候要压。2004到2007年，压着压着仍有14%，我们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2008年自己调整了一年，硬压下去的。2007年下半年房地产调控，也是出了“国几条”，一下子把市场压下去，房地产也压下去，跌了不少。经济增长2008年到了6%。2009、2010年是政府刺激。世界G20开峰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们采取刺激政策，结果刺激大了。当时说是4万亿，其实4万亿是小，4万亿是两年的支出放在一块，每年2万亿中很小一部分是刺激政策。刺激政策必须是无中生有，必须是债务支撑新的需求才是刺激政策，哪里只有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是一年涨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政府债务，这一下子把“洪水猛兽”放出来了。2008年钢铁产能过剩，1/3过剩，2011年再算6亿吨需求，12亿吨产能，50%的过剩，那轮房地产起来了。2010年4月我们开始调整政策。第一个调整的措施是出台了“住房限购政策”。限购政策大家有点诟病，不是长期的政策而是行政手段。这就是我们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很多企业对经济变量不敏感，货币政策、调利率他都不管，本金他都不还，还还你利率？出了问题我们用行政手段。我们敢用行政手段，其他国家用不了。比如说住房限购，其他国家没法用，我们用这种办法，急刹车把它刹住。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当长效机制没出来的时候先把泡沫抑制住。当时抑制的结果是，几个一线城市的泡沫没来得及波及就被止住了。2014、2015年世界上总有人说中国的房地产要崩盘、要硬着陆了。实际上，大城市是有泡沫，但一旦刹住，就没有波及全国。全国的市场是稳定的，跌一两个点，升也是一两个点，基本是平稳的，能及时把泡沫刹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重视的。

对待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值得思考的，应该给予正确的评价。当然迟迟不出长效机制，迟迟不把临时的行政手段替换出来，而且临时的行政手段还会搞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限贷、限购等改变供求关系后面的参数，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出于对泡沫的敏感，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防止大的泡沫，不出大泡沫就不会出大的崩盘。

软着陆也有不好的地方。客观地说，我们是有泡沫，但泡沫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轮房地产的泡沫基本控制住了，如果各地把限价放开，价格是升是降还不一定。经济高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有一些泡沫现象。中国的泡沫和当年日本的泡沫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说句实在话，我们也在研究，为什么对泡沫这么敏感，不惜用各种手段进行控制。日本的泡沫破灭、香港楼市泡沫的破灭，对我们来讲，是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谨慎。

对形势的判断，好的方面我们要看到，有这样的基本面而没有大的泡沫，也可能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加上我们的控制力比较强，把有些问题先控制住，不让它一次性破掉，局部的风险不变成系统性风险，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软着陆的特点是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是还有正的增长。这几年我们经济不好，还有6%左右的增速。增长过程中就把有些问题消化掉一部分。因而这也是优点，我们可以实现软着陆，如果可以还能做得更好。

外国人不知道、不理解中国还有经济周期，他说你们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实际上，我们经济波动的幅度不比他们小，他们是3%和负3%的波动，6个点的波动率，我们是14%和6%的波动，8个点的波动率。但是我们能保持正的增长。软着陆的坏处就是很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市场持续不能出清，新的一轮迟迟不能开始，最后演变成僵尸企业、坏债越来越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长期发展、提高生产率，当年主要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2016年底开始去产能，2017年开始去杠杆，然后各个部门都提出来去产能、去杠杆，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又出了问题，银根缩紧，缩的方式是贷款收回来就不贷了，要恢复表上的债务率、违规率等，以前可以滚动，现在收回来就不再给你了。收谁的？国企的收不动，坏的民企、情况不好的民企也没得收。谁有钱？好的民企。结果把好的民企债务收回来不再给他，一下子把好的民企的债务链断掉，这就是所谓的误伤，就出现了2018年质押的股权违约、卖掉、民营企业退场等现象。

之后，国家出台了一些保证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这就是这些问题的来源。这是一系列的历史结果，我们走到这儿就到了低谷，软着陆最后出清的阶段到了，最后出清的阶段就是经济最低谷的时候。

美国市场出清的时候是其经济最低谷的时候，他们到得比较早，我们到得比较晚，这个过程最后的几年到最低谷。2018年经济不好，2019年可能仍然不会比上年高，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处理中，会不会到2020年？实在说不太好。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处理中，僵尸企业的问题、债转股的问题、股市上的问题、去杠杆的问题。去杠杆现在已经到了稳杠杆的阶段，正在消化、出清的过程中，今明两年还是相对比较低，加上国际形势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就这个过程也不特殊，如果今年年底这个过程基本结束的话。我们2011年开始到2019年底是8年的时间，90年代我们软着陆的过程也用了8年的时间，1995年开始，前面是过热，1992、1993、1994年开始下滑，一直到2002年基本稳定下来，2003年非典过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一轮的增长，一定意义上也没有太出格。这次是两次过热，清理起来困难更大一点，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

另一个含义是中国经济也不会老这么差，周期性的过程过去以后，市场基本出清以后我们还会进入下一轮增长，下一轮增长是多少大家可以争议，最好不要超过8%，6%到7%仍然是高增长，二三十年的增长也是非常好的前景，也不要悲观地说中国经济从此就这样了，也不符合逻辑。

现在政府正在调整政策，应该有所放松，西方国家在低迷的时候，我们同他们的节奏不一样，他们在低迷的时候我们还在增长，他们在衰退的时候采取宽松政策，我们现在到了底部，我们也需要采取一些宽松政策。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是措施之一。有缺口放出来是弥补缺口，并不是强刺激，我们现在需要相对宽松的政策，相信政府会根据目前情况的变化进行一些调整。

国内的变化还是最基本的，理解现实的经济状况，理解下一步的发展还是最基本的问题。国际形势是两方面，一方面不光是美国，欧盟、日本、发达国家和我们的贸易冲突在加大，各方面利益冲突在加大，这是重要的变化。先不说美国和欧洲，欧洲人的说法是，十年前中国规则有点不一样，违反点知识产权，有点保护，我们也无所谓，你们还很落后，你们差得还远，没有太大的关系。十年后我们突然发现你们在很多领域很有竞争力了，你们还那么做，我们就得说道说道了。因此，他们通过了新的投资法规，这对整个发展的环境确实是一种变化。

国际上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不确定性，美国的泡沫、英国脱欧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股市泡沫，大涨大跌说明投资者很脆弱。

关于不确定性和汇率变化的关系，大家现在很关心人民币会不会破7，我觉得破不破7不重要，6.9和7.1没太大的差别，人民币确实不具备长期单边贬值的趋势，人民币的变动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变动，我们内部也有各种因素在发生变化，但主要是外部因素在发生变化。最近美元指数走低，对日元暴跌一把。美元将来的前景很值得大家关注。大家现在说人民币贬值是不是换点美元？现在市场上很多人预期美元贬值，美元在资本市场上大跌大动，那美元下跌，我们受益了，汇率是两头的事。如果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可能全世界的货币都贬值，美元升值。而现在大波大动，美元是贬值的，人民币是升值的。再看其他货币变动对我们的影响。人民币可能被贬值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英国不脱欧，英镑会升值，拉着人民币也会升值。英国脱欧没什么变化，脱欧的风险早就被纳入到货币中，已经贬了好几轮，但是它的波动不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其中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包括汇率、价格等，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对我们经济也是不确定性的负面的影响。

二、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很多，贸易不平衡这件事本身，贸易摩擦本身会不会停下来？还很难评价。

发展之争、大国之争的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先把贸易的问题简单说一说，美国之所以连年逆差：一是储蓄率低，导致贸易逆差；二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要想使货币当成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的话，每年得有一些逆差才能输出。只买不卖就是逆差行为，大家用更多的美元做交易，美国要输出必须要有逆差。以前是欧洲和日本，我们最多。70年代以前都是顺差，70年代以后变成逆差，为什么？因为货币因素，1970年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越印越多，输出去大家越用越多，赤字越多，经济的逻辑说得清楚。这些因素都是一般性因素。中国和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大，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就要回到另一个因素，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两个国家发挥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他们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生产2000万件衬衫换他们一架波音客机是可以平衡的。如果他除了波音飞机不卖了，以前要进口的东西我们不进口了，我们需要的高新科技，他们就是不卖，那不是更赤字？这一点解决不了，他们以后更不卖，技术封锁更严重。

现在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买他们的大豆、天然气、猪肉，以此来平衡贸易，欧洲也是，欧洲现在靠什么和我们平衡贸易？红酒、橄榄油、火腿。不发挥比较优势，用他们的话说是出口管制，那平衡不了。

解决中美经贸摩擦怎么谈、谈什么？谈的不光是多买点，还有规则的问题。不要把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要看到我们对贸易不平衡的贡献。我们正常发展了，很多东西不用进口了，都能出口了，出口越来越多，这是国家竞争力的增长。4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这是我们的正常发展。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要改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发展，要比以前发展得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几个问题也需要调整。

储蓄率低就是逆差，储蓄率高就是顺差。我们确实有些重商主义，有些政策鼓励出口，40年来一直是出口快于经济的增长，GDP我们只有他们的60%~70%，出口都已经超过他们，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已经很多年。特朗普政府降税以后，据我们研究分析，美国企业比中国企业的赋税负担要少十几个点，竞争力显然不错。但是我们有一个政策是出口退税，一退回来就比他们强。他们是直接税制我们是间接税制，我们可以出口退税。欧洲也可以出口退税，出口卖得可以比国内还便宜，因为有退税，所以特别鼓励对中国的出口，对顺差也有贡献。

我们发展起来，变得有竞争力以后，迟迟没有改变过去的保护政策，客观现实也是存在的。我们加入WTO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因此有了15年过渡期，15年以后要退出保护政策，要变成市场经济国家，去掉不平等的条件，包括劳工、知识产权、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等。15年到了，他们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客观上我们确实有些东西还没有退出，政府已经宣布要退出，应该退出，也到了要退出的时候。中国的企业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在更少的政府保护层次上，真正形成国际竞争力，现在开始做了，而过去一直没有做，所以就引起了他们的反弹。他们的反弹首先是企业的反弹，美国的商会、欧洲商会抱怨中国不对等、政府补贴。

这次谈判很多东西就是要落实退出的东西，这点也是我们改革和开放进一步的发展，有些东西已经在落实，比如说股本比例的问题等。我们这方面也是有问题的，说到对我们的抱怨就到了下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贸易摩擦，技术方面的限制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偷了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中国做得最对的就是学习和模仿，没有这个中国没有今天。他们把这当成罪过，后悔了，他们没想到中国真的学了而且会学得这么快，现在需要赶紧停下来，因此这件事不是短期的事情，即使贸易谈出点成果，这个大趋势不会改变，中美关系到这个份上，大家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

不可避免的事儿早来比晚来好，早来我们都清醒一点，早来我们都不抱幻想，迫使我们更早、更快地做好我们的事情，改革好我们自己。

下面说一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直接、间接的影响。对贸易的影响还没看到，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东西还没有显现出来。现在真正看到的，较大的影响就是对投资的影响，去年一季度投资是恢复性的快速增长，二季度一出现贸易摩擦马上跌回去，不仅仅是中国的投资，外国的投资都得停一停，不确定性使大家都得观望。做美国生意的企业显然不能在中国再投资了，要到越南投，即使决定到越南投也得观望一下，到越南还是美国投。做中国市场的公司要想一想到哪儿去，到中国来还是到越南去？最近越南很火，大家至少都停一停、看一看，对投资的影响很大，因此资本市场就出现了波动。

过去一年里资本市场的表现，上证指数、深证指数全球垫底。各类投资回报，黄金、外汇、原油，上证指数跌了23%，只比比特币好一点。美国原来很好，在复苏。中美贸易摩擦对资本市场也产生波动，如果这种摩擦继续下去，是挑破股市泡沫最大的因素。

1929、1930年美国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卖不出东西，企业找政府，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平均关税税率从20%提高到57%，贸易战只针对欧洲，双方互加关税，你不让我出口，我不让你出口。三年时间世界贸易萎缩了2/3，1929年还有3000亿美元，1933年就不到1000亿美元。贸易雪上加霜，一方面经济危机出现，一方面贸易战，导致欧美经济十年大萧条。倒闭、破产、失业，产生了各种极端思潮，产生了纳粹，打了世界大战，金融危机爆发。

G20在巴黎开峰会，大家一致的结论是两点：一是互相刺激经济，托住经济，吸取上述教训；二是保持经济的开放，不要打贸易战，可以继续全球化的进程。危机中风雨同舟，这两件事中国都做了。贸易摩擦双方都会有损失，而且损失会很大，美国号称是相对胜出的，我国出口下降30%，整体下降2/3，美国下降了1/3，美国相对胜出，在国内得到了发展，依然会有很大的损失；中国也会获得胜出，贸易上也会有很多损失。

贸易摩擦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机遇，思考我们的机遇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化解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地方。首先要看到世界其他市场的因素。欧洲和美国各自是100%，现在市场是多元化的，我们对美国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7%，这17%还是加上从香港转口的，80%以上的市场是可以替代的。现在的产业链和过去不一样，30年代的产业链都是在各国本身，现在都是在国际化，跨国的产业链使得大家在分摊贸易摩擦影响，不单压在我们国家。

美国的贸易很单一，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很分散，除了美国以外，我们在各国都有贸易，80%的市场分布在各国，我们把这些市场做好，贸易也下降不了多少，非常重要的是国际市场，这是我们和当年美国有点相似的地方，美国当年相对胜出，它的十年萧条结束以后比别人发展更快，原因是什么？首先它有国内大市场，1亿多人口，欧洲是分崩离析的。它有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现在比它更完整，联合国260多个子产业我们都有，不一定高端，中低端也可以围绕这个大市场发展。

美国市场受阻，我们做好世界其他市场，做好中国的市场，这件事太重要了，做大市场以后大家不敢不来。美国为什么胜出？当年和日本、德国贸易摩擦的时候，贸易摩擦和贸易战的区别，贸易摩擦是讲道理的，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和你掰扯，你哪儿违规了，WTO诉讼，怎么改革，日本弄了20多个产业，都是一个一个掰扯。贸易战是不讲理的，500亿加多少税，2000亿加多少税，所有的产品加税，不给你讲道理的，这是惩罚性关税。

30年代的贸易战和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摩擦最后都有一个现象，因为美国市场大，谁都不敢放弃美国市场，结果大家一边打着贸易战，一边又同时投到美国市场，奔驰、宝马的市场都在美国。如果我们做大市场，各地都会在中国追加投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展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最近提了政策建议，不要总搞“中国制造2025”，我们搞一个“中国市场2025”，我们怎么扩大市场给世界看，给国际货物公司看，我们会放弃这么大的市场吗？所以，首先是做好国际各国市场，二是做好自己的大市场。

要看到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贸易摩擦早来比晚来好。我们可以认真思考该怎么进一步改革开放，包括自主创新制度。

三、挑战与机遇：中国发展新阶段

1.自主创新

中美贸易摩擦倒逼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下一阶段的发展一定要和前面有点不一样，而且确实到了不一样的时候。它有自然规律，到了这个阶段，自然显示出来，我们增长的动力、增长的机遇，首先是自主创新。下一阶段要自主创新，不是说我们过去做错了，只是我们到了新的阶段。经济增长一定是四大要素：一是劳动，不是说劳动力，而是要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二是物质资本，也包含很多技术在里面。三是知识和技术，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现在越来越先进。四是制度，制度改进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制度创新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效率的改进已经纳入正规的增长模型的分析。

第一阶段主要是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个没有异议，如果有资源的话，有的国家就卖资源了，没有资源就卖劳动力。然而只有这一个因素解释不了发展。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有些发展中国家刚开始也发展得很好，有矿又有廉价劳动力，有10年、20年的高增长，但怎么解释中国后面的20年？我们一直在持续增长，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开放引进了知识，还有我们的储蓄率比较高，有资本。改革是制度上的变迁，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比较优势，节省劳动成本，可以是劳动密集型，后发优势是节省研发成本。研发成本一定程度上是试错成本。研发很贵，大公司每年投入研发是费钱的，学习、模仿一样可以引进大量的知识。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的行长保罗 . 罗莫，他的理论是关于知识外溢问题。我们用在这儿恰如其分，可以用到发展的问题上。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当年他说过这句话：别人不可能追赶上美国，为什么？美国每年产生的知识增量比其他国家的知识存量要大，你怎么可能追上？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一旦我们开放了，你的知识存量可以外溢到我们这儿来，学过来就成了我们的知识增量，同时成了我们的知识存量。外资到中国来投资有两大困惑，一个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好，一个是说中国雇员不忠诚，好不容易培养到一定程度，自己出去就办个公司。这不是偷而是学习，这就是知识外溢。想想深圳的华强北，就是学习、模仿，学习模仿再逐步进入创新，这个过程就是走捷径了。

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学习、模仿，我们没做错。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不是丢人的事情。熊彼特讲创新第二阶段紧跟着就是模仿。我们要有这个过程。长期模仿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简单的问题是自主创新不够。模仿很创新，给人贴牌很舒服，但自主创新不够，自主创新的机制不够。现在是逼着你非得自主创新。以后技术封锁会越来越严，中国的工程师能不能到美国访问，将是个问题。美国的签证有行政检查，要到美国的国务院做。能不能访问美国？经济学应该没问题，工程技术、科学的可能去不了美国了。中国留学生将来哪个学科能学，哪个学科不能学都成为问题了。技术封锁越来越严重，逼着你非得自主创新。下一阶段继续要模仿、学习，但是要更多地自主创新。以前没到这个阶段，现在逐渐接近前沿，很多领域接近前沿，我们也到了自主创新的时候了。

我们仍然要学习模仿，认清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该学习就学习，该模仿就模仿，发展自己的自主创新。但是到现在不能什么都自主创新，因为在多数领域我们还是很落后的，还得继续学习、模仿，但确实到了要加大创新体系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创新不是靠政府组织，创新不是政府补贴就能实现的，要有持续的激励，这种激励不能靠政府的补贴和组织，要靠产权激励。使知识产权变成股权，成为永久性的激励，政府也在逐步做这些事。

2.国内消费市场扩大

第二阶段我们到了消费扩大的阶段，最近有点争议，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了？消费确实在升级。买高端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正在开始。过去确实储蓄率太高，中国为什么那么有钱？我们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人均GDP只有9000美元，储蓄率从2003年开始一直超过40%，现在还有44%，其中几年50%以上。不缺资本，我们缺的就是知识，缺的就是制度。储蓄率高消费就低。为什么用2012年的数据，2012年储蓄率最高，52%，居民消费只有35%。

到了今天，出现了各种使得储蓄率下降、消费率逐步上升的因素。这些因素确实方方面面都具备了，收入快到1万美元，2018年年底大概为9000美元，如果没有人民币的贬值大概9300~9400美元，10000美元就接近高消费了，美国5万~6万，我们只有他的六七分之一，物质需求进入高消费阶段，我们确实也到了这个阶段。10年以来低收入阶层、农民工的阶层收入增长特别快，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较高，多挣点钱消费增长比较快。社保确实起作用了，城里的低收入阶层保住了，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消费信贷、金融涨得特别快，跟金融科技、大数据都是相关的。现在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敢于借钱消费，现在有分期付款肯定促进消费，互联网、电商都在促进消费。再就是代际的替代开始发生，在职的人做的是正储蓄。假设储蓄率是30%，在职人挣1万存3000，消费7000。退休的人挣过1000，30%的储蓄率很小很高。消费结构已经很不一样了，刚才说的老年人升级，这些确实都在发生。

3.资源效率与清洁发展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中产阶级的成长提出的要求，资源枯竭也越来越要求我们提高资源效率，能够更好地进行绿色发展。解决雾霾、污染、水资源等问题，现在很重要。这里既是挑战也是商机，有些企业不能在中国做了，更多的企业需要利用新的方式转型升级，全世界的企业、中国的企业都在做这件事，问题是你怎么做得更好。

4.城市化新阶段：大都市群

下一阶段的特征是大都市群的发展，城市群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站在房地产市场的角度、城市化的角度，过去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原来城镇化发展，发展小城镇，给小城镇敞开供地，大城市严格控制不让发展，小城市盖了房子人走了，大城市房子暴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但是供给不充分、不均衡。2015、2016年以来的楼市波动、两极分化确实使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大城市暴涨、小城市库存，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库存指的是三四线城市的住房需求不足。我们的决策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先是国土部宣布给大城市增加供地，减少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二是允许集体土地入市。中央政府做了三个城市群，雄安新区加了一块地，京津冀加了一块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他们正在做方案。以前小城市发展，现在大城市群发展，城市群是什么概念？通过交通和各种便利化措施、政策的便利化。这块不光是交通，包括各种公共服务，包括报销能不能在别的地方报，看病、养老、入学是否便利化，使得一个区域的大中小城市互相补充，实现城市都市群的生活状态。就像美国纽约城市群，曼哈顿的金融精英不住在曼哈顿，住在康乃狄克州，每天通勤一小时。伦敦、东京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大城市群的发展，城市做大总是有边界的，用城市群的方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大家知道里面有巨大的商机、巨大的发展机遇。

反过来讲对房地产市场有影响，以上这几项政策会使房价趋于稳定。因为增加供给了，以前是供给不足、需求太多，以前是拼命压需求，限购，现在补充供给。供求均衡了以后价格趋于稳定，不仅涉及到城市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涉及到房地产趋势的发展。

中国今后几个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1.5亿到2亿人的规模都是可能的，中间还有以省会城市为中心3000万到5000万的城市群，3+N的城市群模式已经显示出来。

5.改革开放新阶段

中央政府陆续出台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开放肯定要出了，改革这次围绕民营经济的发展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接下来会有新的改革。但是改革举措落实之难，确实是个大问题。围绕具体问题的改革从长远来讲更有生命力，因为它能解决问题。比如说给民企疏困，最大的矛盾是如何给民企疏困。国企收购民企的股权，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你这是混改还是逆混改？有的把民企股权收了，结果国企成了第一大股东，甚至控股了，民企就并表了，以后民企就得按照国企的规则运行，就把它变成了国企。混改的意思是让国企引入一些民企的因素，使其更有活力，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逆混改，把民企变成了国企，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民企的重要好处是什么？花自己的钱可以承担风险。国企用的是公共的钱，拿的是公共的权，是要有程序的，是要有监督、检查的。现在国企各种规则绑得很严，包括高管的收入。如果把民企变成国企那样的规则，那民企就会被管死。国企按程序、按规则，退到竞争性不那么强，一些基础行业、资源行业，做得也很好，变化不大。民企保持活力，自己承担风险，我们建立的方法是不要国有企业直接收购民营企业的股份，怎么做？国有企业有钱、政府有钱，我们拿钱做点基金、做点兼并重组，用基金收购一部分股权，市场变好还可以放出去，不让它直接成为国企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基金持股，即使股权占得很大也不需要按照国企的规则运行，使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很多民营企业都被收购、并表、收编了。如果不是这样，大家想想后果将不堪设想。政府、国资部门要有倾向性的指导意见。这个不是没有先例，安邦最后是由政府托管，而且政策的取向是政府整理好放回市场让民营企业收购，这应该是大方向性的政策。

我们的改革要具体到这些问题上来，不要想着马上能把国企搞好，国企改不动我们发展民营企业，不要把民营企业又搞回去变成国有企业，通过这些具体的做法、措施，推动市场化进一步改革，推动进一步的开放。

2019年可能更困难一点，但是我们看未来的前景仍然可以持续增长。不仅仅是愿景，分析各种因素还是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的。

根据作者在“问势2019：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