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痛苦的调整期，经济过于低迷，表现就是通缩紧缩。过去十年，伴随着2004-2007年和2009-2010年两次经济过热，中国也出现了两次产能过剩而非一次，这次可能比上次调整的力度还要大一点。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痛苦的调整期，经济过于低迷，表现就是通缩紧缩。这背后的原因，既包括政府在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引导问题逐渐解决，也因为政策方面的确出了一点问题。

    樊纲在2015中国股权投资论坛上发言称，目前中国经济过于低迷，在我看来确实现在中国经济比较低迷，有点过于低迷，这个过于低迷就是低于正常增长，它的表现就是通货紧缩。现在PPI已经有40个月为负的，按CPI算是1.3、1.4，美国、欧洲都是把2%当做目标的，我们只有1点几，严格来说也是通货紧缩了。

经济低迷的基本原因是过去十年内中国出现两次经济过热，导致产能过剩叠加债务高企。近些年面临危机挑战以后，“中国没有采取硬着陆式的危机式的调整，我们喜欢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调整时期比较长，而政府喜欢掩着盖着，让问题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调整。

    破一点别破太多，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这种方法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破产、大规模的经济振荡，但是会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比较疲软，调整期比较长，比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政府的那只手调控着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多长呢？这不好说。

    过去十年，伴随着2004-2007年和2009-2010年两次经济过热，中国也出现了两次产能过剩而非一次，这次可能比上次调整的力度还要大一点。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年、两年、三年中国经济处在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处在低谷，调整时期，不一定再往下了，但可能还是比较低的状态。今后两年至少估计都是7%左右。

    在他看来，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府政策有问题：

    第一是2010年及时退出了刺激政策，又为了应对过热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但是忘了及时退出紧缩政策。那些政策一放放那儿四五年，经济回归正常或者进入调整了，这些政策没有及时退出，没有回归中性。

    当时很严厉的刺激政策包括住房限购，20%的准备金率，20%的准备金率当时是为了过快增长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不增长了还按20%的准备金率，很多刺激政策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结果没有及时退出，搞的政策过紧，一直到去年4季度才逐步有所退出，包括住房。退出之后就会有一些调整不太一样了。

    第二就是应对风险不积极。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过去这几年压着大家一直觉得有风险的大事，地方融资平台的事，本来可以早点化解风险，因为融资平台的事主要是期限错配所表现出来的融资机制错配，地方融资平台建的都是基础设施。

如果早点置换，现在做这点事早就可以做，尽管当时预算法没有修改，中央政府也可以替地方发债，因为是置换，因此可以多做一点，不要拘泥于中央财政那点赤字，已经那么多赤字发生了，置换一部分反倒化解金融风险，迟迟不做，现在做了力度又很小。这就是政府应该积极的面对这些风险，积极的化解这些风险，我们的经济就会好一点。

    第三个因素就是政府不作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作为不仅是很多地方不给企业、企业家办事了，而是自己的事也不办了，自己的钱也花不出去，如果去年都花出去了也不至于7.4。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但仍然是一个要素，主要因素是我们在进行调整，加上政府政策有一些问题，使得我们过于低迷的问题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樊纲建议：

    这时候（经济低迷时期）还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托一托，政府的一些措施还不能放，保持总需求一定的规模，通常会调整的很深，调整低于增长速度很多，这时候需要政府的政策托住它，尽管还不能实现正常的增长，但是比较稳定的增长，防止深度的下滑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这时候我们得有思想准备。

    不过，总体来看，经济也并非没有积极的一面：

    经济确实在进行调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很多企业不景气，但是你看到这些企业不景气的时候正在调整，这个时期正是优胜劣汰发生的时期，不能再刺激出一把过热，因为市场决定着调整过程，就是淘汰一批过去生产的过多又不很专业的企业。

    现在是大浪淘沙的时候了，热潮退了以后大家能看出哪个企业好、哪个企业不好，我们的风投、PE选择企业相对容易一点，反倒准一点。而且现在定单集中，以后产业集中提高。

    这样的调整就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价值，效率更高了、资源配置更好了、利润情况也更好了，竞争力会增强。

来源：中国金融智库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