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专家樊纲

    《中国经营报》：中国近期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期，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已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应予以警惕，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樊纲：国际上有人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话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看到中国的各种成本正在上升，历史上确实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当收入到中等水平以后，经济发展长期停滞，长期没有超越1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有人就担心或者警示中国也会陷入这种困局，而最近中国经济又有所放缓，确实对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挑战和问题。

    但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是进入了所谓的低增长时代，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不应该是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超过9%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一超过10%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的双重局面，所以以前的经济增长在一些年份是过热增长。而中国经济如果回到7%～8%的增长速度，仍然是高增长，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紧缩，是可以持续的增长，这反倒是好事情，而不是说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点首先要明确。

    第二，并不是中等收入国家才会停滞，低收入的时候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也停滞，这在历史上的很多国家都有先例。

    第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开始下降，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有陷入停滞的可能。

    经济的竞争力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生产力和成本。一般来说，如果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或者生产出同样的东西成本更低，这都说明经济体的竞争力强。问题可能出在收入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也就是说成本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或者反过来，生产力正常增长，但是收入成本福利增长得更快。发达国家生产力很高，但是其生产成本和社会福利更高，结果会导致一些发达国家丧失竞争力，导致其产业向低成本的其他国家转移。而有的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很低，但生产力更低，经济也会停滞，像现在的一些亚非国家。也有些国家虽然收入很高，但生产力更高，比如德国，仍然很有竞争力，因此是否会掉入经济增长的陷阱不是因为收入的高低而是取决于收入和生产力的比较关系。

历史地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就成功地避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并不是说就跨越不过去。

    《中国经营报》：历史上看，确实有很多国家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现实存在的情况。

    樊纲：当然，中等收入国家确实有掉入陷阱的特殊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当你的收入还很低的时候，可能社会差距不大，政府在提高社会福利、增加政府开支方面的压力不是很大，因为社会的要求没有那么急迫，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就会显得很大，而对政府的要求也会因为收入的增加逐渐增多，超出了政府承受的范围。

    而发达国家则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即使他们也经历过中等收入阶段，但相比于当时的其他国家，他们依然是高收入国家，缺乏对比导致其承受的压力远远小于现在的中等收入国家。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大，外部的参照系又高，社会的期望值又高，历史上真正掉入陷阱的国家都是掉入这样的所谓“福利赶超陷阱”。

    《中国经营报》：中国如何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樊纲：怎么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第一要努力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并不是指一定要搞高新技术产业，每一个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能提高生产力，都能消化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都能保持竞争力，我们因为生产力提高比较快，所以不一定工资提高了就意味着成本提高了，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仍然可能是降低的，而政府此时要开放改革，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千百万人的创造性能够发挥出来，事实上，很多创新都能提高生产力，工艺包装营销的创新等等，不一定仅仅是技术的创新。

    中国最近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有其特殊的原因，是因为农民工短缺了，当中国人口30%还是农民的时候出现了民工荒，很多农民工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平均的外出打工年限仅仅是7年，所以要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最后要防止福利赶超，要考虑到在现有的发展阶段的收入还是有限的，政府能够提供的社会福利还是有限的，特别要避免回到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全包的倾向，中国潜力巨大，完全有能力有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阶段。

来源：中国经营报